“我们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

　　“我们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强大了就能帮助世界。”

　　这是外资机构对于中国的信心！

　　新年伊始，中国经济展现了新气象，在街头巷尾忙碌的身影里，从日渐升腾的烟火气中，外资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经济积极向上的信号，国际媒体上看好中国发展的声音也日渐增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密集推出五期《他们看好中国》系列报道及三期《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阐释何以看好中国。

　　全球视野 融合传播

　　展现总台引领力、

　　传播力、影响力

　　2023年1月3日至7日，《天下财经》《经济信息联播》等节目重磅推出《他们看好中国》五期报道，从全球知名投资机构、跨国企业和政商精英的视角，看他们如何坚定看好中国，又如何加速布局中国；《央视财经评论》推出三期评论，解读和分析外资金融机构加码配置中国资产背后的判断与期待，同时进一步释放明确信号，我国鼓励支持外资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们看好中国》系列报道充分发挥总台的全球报道网络优势，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主流媒体展开合作，采用记者调研走访、专家微访谈、外媒观点等多种形式，汇聚全球多地市场动态及观点，形成全球报道声势。

　　大小屏、全方位、多渠道齐发力，《他们看好中国》报道以多样化视角及内容呈现，彰显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的强大信心，让网友读懂中国经济的信心所在，多次被全网置顶推荐，引发网民热议及评论。

　　说法中见态度

　　国际政商精英看好中国

　　《他们看好中国》系列报道汇聚了国际机构负责人、著名投资家和经济学家的权威声音，国际政商精英纷纷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岁末年初，外资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2023年的经济预测，相关报告中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反弹”和“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将稳步增长，尤其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会比年初更加强劲。

　　财经中心记者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专访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他表示，中国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更强大的中国能助力世界经济增长，他尤其看好中国旅游业和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

　　记者还探访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野村证券、贝莱德、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他们都在节目中“看多”中国市场，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在《央视财经评论》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解读国际机构“看多”中国，源于中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潜力。

　　做法中见行动

　　跨国企业加速布局中国

　　《他们看好中国》通过引用权威数据，梳理整合新闻事件，展示跨国企业加速布局中国事实。超过99%的受访外资企业对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超过98%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进入中国市场，配置中国资产，已成为重要的业务布局。

　　2022年年底，全球性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宣布，在青岛投资建设的供应基地正式动工，计划投资约31亿元人民币。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全球光学与光电行业巨头蔡司投资1.7亿元，并于近期启动建设了更高规格的研发中心和生产线。

　　2022年年底，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位于广东湛江的一体化生产基地动工，总投资约700亿元人民币，是德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

　　汽车、消费品、绿色发展和高端制造等多个行业的外资企业寻求在中国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持续增资的背后，体现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在资本市场，摩根士丹利将对中国股市的配置建议从“标配”上调为“超配”，瑞士信贷则表示已经在其亚洲的投资组合中超配了中国资产。

　　期待中见信心

　　国内大市场吸引外资做多中国

　　《他们看好中国》系列报道与《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形成组合拳，展示世界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弛说，一方面他们希望把在海外的一些相对而言不同的视角和经验带到中国市场来，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从中国市场学到不同视角的知识和经验。

　　2013年到2021年，我国非金融领域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2万亿美元，2021年利用外资金额比2012年增长55.3%，年均增长5%，我国利用外资大国地位逐渐稳固。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560.9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9%。外资加速流入的背后，也蕴涵了新的期待。而与外资期待相呼应的，是中国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投资加码，布局加速，在百年未有的变局中，他们瞩目东方；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他们看好中国。活跃的市场，巨大的需求，创新的力量……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创造奇迹的力量所在，更是全球知名投资机构、跨国企业和政商精英看好中国的信心所在。新的一年，强预期，提信心，总台将持续关注和报道各地经济发展，报道百姓勤劳致富的火热生活，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监制 ▏杨 华 蔡 俊 张利生 窦小文

　　监 制 ▏徐朝清 柯成韵 董迎春 罗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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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 ▏降碧桐 张亚东

　　撰 稿 ▏李天路

　　编 辑 ▏李懿熙 张 涛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